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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!武汉!

2020-02-20 17:24
来源:瞭望智库

这段日子,没有任何一个城市,比武汉更让人揪心关注。

武汉,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城市?   

文 | 关山远

编辑 | 王乙雯 瞭望智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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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自古用武之地

武汉的重要性,有个人说得很清楚,这个人名叫胡林翼。

1856年12月19日,困守武昌城一年多时间的太平军终于撑不下去了,趁夜色洞开城门,分七道突围而去,驻汉阳太平军也同日撤出。胡林翼乘机占领武昌、汉阳,并趁势将太平军逐出湖北。

胡林翼是个战略大师,定下“平吴(注:指南京)必先保鄂”之策,他说:“武汉自古用武之地,荆襄为南北关键,武汉为荆襄咽喉。武汉有警,则邻疆胥震。四年之中,武昌三陷,汉阳四陷。东南数省,受害惟武汉为甚。昔周室征淮,西出江汉;晋代平吴,久谋荆襄。王浚造船,循江而下。陶侃之勋,镇守武昌。宋臣岳飞、李纲之谋画岳鄂,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势。控制长江,惟鄂为要。夫善斗者必扼其吭,善兵者必审其势。今于武汉设立重镇,则水陆东征之师,恃武汉为根本,大营有据险之势,军士无返顾之虞。军火米粮,委输不绝,伤痍疾病,休养得所。是则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。”

胡林翼

果然,经胡林翼精心整饬湖北军政吏治,武汉从此成为湘军的大本营,兵员军饷粮草源源不断顺江而下,帮助曾氏兄弟破九江、陷安庆、围金陵。可以说,没有武汉这个稳固的后方,就不可能有湘军此后的功勋。

相形之下,太平军就缺乏胡林翼这样的战略大师,未能将武汉作为大本营来精心经营。湘军攻克南京后,太平军重要将领李秀成被俘,狱中写下《自述》,其中就讲到当年太平军攻下武汉后,天王洪秀全的本意是由此北上,以开封为都,大军直取北京。但东王杨秀清强势,执意要取南京为都。结果湘军做大后,以武汉为大本营,频频东进,太平天国势力,逐渐局限于江南,最终覆没。曾经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在《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》中就遗憾地指出:“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,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的错误……”

当然,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,是高层腐化和内讧,但假设一下:太平军取武昌后,不是往东去取江南的繁华,而是以武汉为大本营,北取开封为都,再大军北上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北京打下来,清廷逸至关外,历史可能就改写了。当时太平军正处青春期,势如破竹,清廷正规军八旗和绿营,不堪一击,而大清的拯救者湘军,当时还处于从雏鸟成长为菜鸟的阶段。试想想,太平军定都南京后,仅派2万孤军北伐,也一口气打到了天津附近,京师震动,权贵纷纷外逃,可见当时太平军战斗力之强。可惜太平天国主政者短视,缺乏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战略眼光,占据了武汉这么好的可以作为大本营来重点经营的枢纽之地,却迷失了方向。

作为大本营,要具备什么条件?一要钱粮充足,让前线无后顾之忧;二要稳固牢靠,否则容易被人端了老窝;三要交通便利,便于人、财、物从四方集聚、往前方输送。这几点,武汉都具备。鲜为人知的是,武汉还曾是“岳家军”的大本营,岳飞身后最高谥号是“宋岳鄂王”,这个“鄂”,即鄂州,不是今天的鄂州,而是武昌。

公元1134年暮春,岳飞率部从九江入驻武昌,前后长达七年,岳飞由武昌出发,先后进行过四次北伐,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收复大片失地,铸就一生辉煌,武昌七年,也是岳飞的黄金年龄:31岁到38岁。第一次北伐时,岳飞从武昌渡江,曾誓言:“飞不擒贼帅,复旧境,不涉此江!”在1140年的北伐中,“岳家军”一度打到河南朱仙镇,大败金军,朱仙镇距开封仅45里,完颜兀术惊惶之下,逃离开封,准备渡河北遁。恰恰此时,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班师诏,留下千古遗恨。

据考证,岳飞当年的帅府,就在武昌司门口。今天的武汉,还有诸多地名与岳飞相关:岳家嘴、岳飞街、报国巷、报国庵、忠孝门……岳飞街位于汉口旧法租界内,原名“霞飞路”,抗战胜利后,法租界被收回,“霞飞路”更名为“岳飞路”。除了众所周知的“怒发冲冠,凭阑处、潇潇雨歇”外,岳飞还填有一阙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,他登上黄鹤楼,北望中原,追忆昔日汴京繁华,感慨当前大好河山沦丧,誓言挥师北上,还我河山,最后憧憬来日得胜后的欢乐之情:“却归来、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。”

遗憾的是,岳飞最终冤死临安风波亭,未能“汉阳游,骑黄鹤”。滔滔大江,载不尽此恨绵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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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

1889年4月2日,广州,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《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》。这份奏折很重要,不仅决定了张之洞的个人仕途,也改变了武汉的历史,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运。

十九世纪末,铁路已经给西方国家带来大联通大发展大繁荣,但对清朝的颟顸官员而言,铁路还是不可接受的“妖异之物”。外国人已建好的一段铁路,买下来,再拆掉,扔进海里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,已意识到铁路非建不可了。权臣李鸿章提出:要建天津到北京通州的铁路,舆论大哗,批评者赞同者皆有之,此时,远在广州的张之洞敏锐提出:缓建津通铁路,应先建一条芦汉铁路,自芦沟桥至汉口,以贯通南北,“干路之枢纽,枝路之始基,而中国大利之萃也”。慈禧太后被打动了,当年8月,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,他在这个任上一干就是19年,修铁路,建铁厂、枪炮厂,成为晚清洋务史上的第一人,也深刻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。

张之洞与武汉,堪称天作之合,源于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对于时局的精准判断,也离不开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。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,北至北京,东到上海,南距广州,西往成都、重庆,距离都是1000公里左右,而且坐拥长江中游,联通西东,而铁路之修建,武汉又成为打通南北的中心。

1906年4月1日,芦汉铁路建成通车,改称京汉铁路;1936年9月1日,粤汉铁路建成通车;1957年10月15日,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投入使用,原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合并成京广铁路。至今,京广线仍是中国交通大动脉。从今天的地图能够看出,武汉是中国“米”字形交通线的中心,一横是长江航线,一竖是京广铁路,东北--西南,西北--东南,亦交汇于武汉。武汉因内河航运,持续千年繁荣,也没有错过铁路时代。

古代中国的交通,是内河航运的天下,中国内河航运的“十”字枢纽,也是以武汉为中心,长江为一横,这一竖,北为源于陕西的汉水,南为汇入长江的洞庭湖和源于广西的湘江,将长江与珠江联通。当年唐代大文豪韩愈因直言得罪了皇帝,被贬到今天的广东阳山当县令,韩愈一路辛苦,翻秦岭,过武昌,上湘江,经潭衡,然后逾南岭,大致走的就是这条水路。

今人说武汉,都说“码头文化”,确实,没有码头,就没有武汉。大码头,造就了大武汉,明末清初,汉口与北京、苏州、佛山并称“天下四聚”,又与河南朱仙镇、江西景德镇、广东佛山镇同称天下“四大名镇”。可以说,从明清到民国,武汉都是一等一的一线大城市,举足轻重。1938年6月,侵华日军发动武汉会战,其战略意图,是以“速战速决”的方式,击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,以攻占武汉来打击中国的民心士气,迫使中国政府屈服,尽快结束战局。侵华日军的如意算盘是:这么重要的武汉丢了,即使中国政府不屈服,但先后失去了富饶的东部和中部,变成了局限于西南一隅的“地方政权”,还能代表中国么?   

早在1937年11月南京被围时,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,军事委员会则迁至武汉,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之中心,是中国抗战的核心基地。当时,日军四路进攻武汉,两路分沿长江两岸,另一路占领河南信阳,沿平汉线南下,还有一路从江西德安突破,沿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。无疑,日本人看清了武汉的重要地位,但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念。

面对日军攻势,中国人喊出震撼人心的口号:“保卫大武汉”,以举国之力支持武汉,当时也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,中共代表团、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均设在武汉,周恩来当时在武汉说过:“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,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,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。”

武汉的汉口,因经济繁荣,曾被誉为“东方的芝加哥”。在1938年,武汉被称为“东方的马德里”,这是不畏强权欺凌、誓死保卫城市的呐喊。

图为航拍位于汉口集家嘴与汉阳南岸嘴之间的武汉晴川桥。新华网 欧阳小洁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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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攻难守的大本营

曾有人不解:武汉地理条件这么好,“九省通衢”,但在历史上为何没能成为一国之都?

武汉建城史很早,早在夏商时期,就筑有盘龙城。武汉也曾短暂地成为过都城:

元末农民大起义,徐寿辉在蕲水(今湖北浠水)建立了名号“天完”的割据势力,史称天完政权,后迁都武汉。没多久,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挟持迁都江州(今江西九江),并自立为汉王,又没多久,陈友谅杀了徐寿辉,自己登基称帝,改国号为“大汉”,史称“陈汉”,天完政权完了。“天完”这两个字很有意思,来源是:你不是叫“大元”吗,我“天完”盖住你!陈汉政权也没存在多久,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,中箭而死,余部拥其子陈理跑回武昌继位,后来明军兵临城下,陈理出降。明末,张献忠攻占武昌,自称“大西王”,建立了大西政权,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,委派地方官吏,“改武昌曰天授府,江夏曰上江县”,并开科取士,招揽人才。时在1643年5月。但他在武昌只待了三个月,这年8月,在官兵和李自成部队的压力下,张献忠放弃武昌,奔湖南而去。

1926年7月,国民革命军北伐,当年9月6日、7日,先后攻占汉阳、汉口,10月10日,攻占武昌,国民政府也由广州迁往汉口。1927年元旦节当天,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,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,定名“武汉”,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。但4个月后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,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。之后汪精卫也发动了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,宣布“宁汉合流”,彻底宣告了国民大革命的失败,武汉也由此结束了短暂的首都时间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三国时,东吴为对抗蜀国,于公元221年四月迁都鄂县,并取“以武而昌”之义,改鄂县为武昌,这是称武昌之始。229年四月,孙权即帝位于武昌,但九月就迁都建业(今南京)。彼时的“武昌”,是今天的鄂州。而岳飞驻军的鄂州,则是今天的武昌,等于武昌与鄂州互换了名字。

历史上,英雄或枭雄来来往往,即使选择武汉为都,却也只是过渡。主要原因,武汉虽是一个极好的大本营,但易攻难守,不宜作为首都。武汉地处江汉平原,无险可恃。抗战期间,武汉保卫战开始前,国民政府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:“武汉三镇不易守,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;更以中隔长江外杂湖沼,尤非可久战之地。”如何保卫武汉?“应战于武汉之远方,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。”事实上,当时武汉保卫战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南昌、九江、黄梅、大别山东麓,第二道防御线为萍乡、铜鼓、瑞昌、广 济、罗田、麻城至武胜关一带,这道防御线,也称为“决战地带”。

武汉保卫战持续四个半月,以中国军队失利、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告终,但是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,攻势凶猛的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,但只占领了一座空城,其企图速战速决、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并未达到,日军的战略进攻,至此已达顶点,中国抗战,至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。       

从更早的历史看,也是如此,保卫武汉的关键,是武汉的外围,一旦兵临城下,那就大势已去,除了弃城而走,就是纳城投降。1911年辛亥革命,武昌首义,清军疯狂反扑,革命军英勇抵抗,双方激战一个半月,史称“阳夏战争”,汉口、汉阳相继落入清军之手,革命军退入武昌,隔江对峙,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,隔江轰击武昌,一发炮弹落入都督府,爆炸起火,吓得黎元洪大都督惊惶逃往葛店,但此时的军事已让位为政治,袁世凯本来就没有想到要占领武昌,只是作为给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一枚棋子,史载,清军攻陷汉阳之际,袁世凯收到其子袁克定的电报,上写:“武昌力弱,攻取尚易,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,即兵力能得,而东南人心恐失,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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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历史的观测点

武汉这座城市,给人很多启示。

比如,历史关键时刻的众生相,尤其是严峻考验面前的人性;又比如,面临重大危机,是齐心协力,还是掣肘内讧,结果完全不一样。

胡林翼与曾国藩,是团结的典范,二人高度信任、分工明确,且均无私心,曾国藩血战前线,胡林翼坐镇武昌,筹粮筹钱,遇到危机,立刻化解,湘军大佬们闹矛盾使意气,他还得居中斡旋……可谓呕心沥血。相比于功成名就的曾国藩,英年早逝、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的胡林翼,更让人肃然起敬。 

曾国藩

曾胡是团结的典范,1938年武汉保卫战,1998武汉抗洪,此次抗击疫情,也都是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。但武汉这座城市,也见证了历史上众多令人欷歔、悲叹、愤怒的历史时刻。

在元朝的灭宋战争中,元军二十万人从襄阳沿汉水水陆并进,武昌(当时名鄂州)是宋人抵抗元军的战略要地,宋廷很重视,派重兵分扼武昌附近长江要隘,宋朝士兵不可谓不英勇,阳逻堡激战,宋兵“死伤者几近,流尸蔽江而下”,但是关键时刻,守军主帅夏贵(时任沿江制置副使)在阳逻堡激战之际,居然率麾下三百战舰率先东逃,在他的示范下,其他的援鄂之师也作鸟兽散,在如此情况下,武昌城仅做简单抵抗,就以城降元了。此役,标志着南宋湖防区的崩溃。

再说说这个夏贵,在接下来决定南宋命运的丁家洲会战中,他同样表现糟糕。而另一员大将孙虎臣,更为龌蹉,在先锋姜才与元军正苦战之际,他居然摸上姜才爱妾所乘战舰,欲行非礼,结果将士大哗,宋军哪还有斗志?主帅贾似道(著名奸臣)本无斗志,随时准备逃跑,见势赶紧收兵,结果“十三万军,一俱溃散”,南宋“国事已不可支”。

明末清初,有无数忠勇刚烈的牺牲,也有大量匪夷所思的闹剧,比如,拥雄兵八十万驻守武昌的明朝大将左良玉,在清军步步紧逼的背景下,突然率大军倾巢而出,离开武昌,浩浩荡荡直直扑南京,要去“清君侧”,他的目标是南明弘光皇帝的权臣马士英。马士英大惊,将淮扬前线正布防抵抗清军的明军主力撤下,前来阻挡左良玉的进攻,马士英的名言是:“宁可皆死于清,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。”大军来到九江,左良玉因病猝死,他的庞大部队落到了儿子左梦庚手里,左梦庚最终率军投降了清军,这支部队最终成为明末清初著名的“汉奸部队”的主力。

左良玉本来被视为“大明最后的拯救者”,最终却成了“掘墓人”,原因还是离不开党争,左良玉支持复社东林党,而马士英属于阉党。马士英确实坏透了,但左良玉呢?生死关头,还在内斗。何况,他大军直扑南京,除了冠冕堂皇的“清君侧”,也有自己的私心:李自成敌不过清军,正往湖北过来,左良玉以前被李自成打怕了,不敢再正面硬撼这个对头。重镇武昌,就这么轻易放弃了。   

还得说说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的争斗,陈友谅据武昌,兵强马壮,又居上游,顺流而下,势不可挡,优势占尽。相比弱势的朱元璋,为何却成了胜利者?史书评价,多用“天意”,意思是上天不帮陈友谅,否则他没理由不成功。但真实原因,并非天意,而是人品。陈友谅这人人品太差,先杀恩师,又杀领导,部下能干的,也被杀掉不少,结果很多骨干投奔朱元璋,在此后的陈朱大战中,这些人成了朱元璋力挽狂澜的关键先生。至少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,朱元璋还是很讲团结的。

5

从不缺乏英雄的城市

武汉,是座英雄的城市。

且不说民族英雄岳飞四次由此北伐,也不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、叶挺铁军攻克坚城,就说说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。

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,中日双方激战四个多月,中国军人慷慨赴死,有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,譬如空军大队长沈崇海,驾机赴安庆轰炸敌舰,不幸机身中弹,油箱着火,本可跳伞脱身,但他毅然驾机冲向敌舰同归于尽。武汉保卫战,中国地面部队付出重大牺牲,中国空军也浴血长空。当时,在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空军,得到部分补充后,与苏联志愿飞行队并肩作战,在空中奋勇抵抗并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犯,还配合地面战斗频繁出击,轰炸、扫射溯长江而上的日军,战绩辉煌。

说起当年武汉空战,不得不提一个人:陈怀民。他跟沈崇海一样驾机与敌同归于尽。1938年4月29日,是日本天皇的生日,日军大群飞机空袭武汉,为天皇“祝寿”。中国空军迅速起飞迎战,陈怀民不到5分钟就击落日机一架。5架日机马上对他形成包围圈,猛烈扫射。陈怀民的战机多处受伤,没有跳伞求生,而是驾机撞向敌长机,“在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中,两架飞机翻滚着火龙落入长江”……当时,武汉人不顾安危,站在空地上为中国空军加油,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壮烈的一幕。是役,中苏飞行员击落日机21架,打死日军飞行员50名,活捉2名。

陈怀民

陈怀民牺牲时,尚未满22岁,他的故事,还在延续:陈怀民的未婚妻王璐璐,从浙江大学赶到武汉,得知噩耗,当年5月,投长江殉情;陈怀民的妹妹陈天乐,为纪念哥哥,改名“陈难”。人们在被陈怀民撞落的敌机飞行员“红武士”高桥宪一的尸体血衣口袋中,发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的一封信,充满了对丈夫的思念和厌战的情绪。陈难读信后,写下了一封《致美惠子的信》:

“如果贵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,我们每一个中国人,不分男女老少,都将参加到更猛烈、更强化的斗争中去,即使粉身碎骨,也绝没有一人会屈服……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,心和心相映着,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。我们有理由为这个信念而努力。祝你为全世界和平而奋斗!”

这封信刊登在当时的《武汉日报》上,并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,极为著名,但由于当时日方的新闻控制,美惠子不知道这封信,一直到1990年,垂垂老矣的美惠子,才读到这封写于1938年的信……在今天,武汉还有一条路,叫“陈怀民路”。

“历史是人民书写的”,武汉保卫战期间,武汉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武汉城里皆英雄。1938年7月7日,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,前方正在激战,武汉城里,市民素食禁屠,分别集会,举办金捐物活动,据当时的报载:600多名人力车工人献出了当天的全部收入,桥口一家工厂的女工因无钱捐献,就集体节食一餐,将饭菜钱捐献。沦陷区跋涉来汉的受难同胞,变卖衣物,就连瞎子、哑巴乞丐也将艰难得来的一分一毛慷慨捐出。年少的难童们,或组织“贩报献金救国队”,或在献金台旁帮人擦皮鞋,随收钱随捐献……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原计划3天的献金活动,因群众爱国热情高涨,又延长了两天。5天内,武汉人民献金(包括献物折合)超过100万元。政府部门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,赶制了20万套单衣、40万套棉衣,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。

当武汉外围防线被日军突破,武汉即将沦陷之际,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发表《告武汉同胞书》,号召武汉人离开武汉,给日寇留下一座空城:

“我们疏散武汉的人口,并不是消极的叫民众逃难,抛弃武汉可爱的家园,而是我们希望留居在武汉的老弱妇孺的同胞们暂时避免无谓的牺牲,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,更可以积极地安心致力于应做的生产事业,以解决自己的生活,同时更可以补助国家,增加抗战的力量!”“如果我们没有汽车、火车轮船可以乘的时候,然而我们还有马车、人力车、民船,可供我们的利用;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时候,我们大家还有自己康健的两脚!”

这是武汉历史上悲壮的一幕,无数武汉人扶老携幼,含泪离去,往南走,往西走。读史读到这一幕,总想起当今疫情期间武汉的“封城”,还有数以万计逆行进入武汉的医护人员。这座城市,从不缺乏英雄,凡人英雄。

学者易中天分析过,武汉人的性格,是为人真爽、恩怨分明、天性率真。放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期,我们或许更能够理解,武汉这座城市,生生不息的秘密。 

6

武汉还在

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,是对武汉历经劫难与新生的最好的注解:

1938年3月,汉口街头,人们游行高喊“保卫大武汉”,有个儿童,高高举起一面小旗,喊着口号前进,这面小旗上,只有两个字----“不死”。

春天会来,武汉还在。

参考资料:

《宋史》(脱脱 中华书局)

《明史》(张廷玉 中华书局)

《清史稿》(赵尔巽 中华书局)

《洪业---清朝开国史》(魏斐德(美)  江苏人民出版社)

《南宋军事史》(粟品孝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)

《张之洞》(唐浩明 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)

《太平天国史稿》(罗尔纲 岳麓书社)

《明清战争史略》(孙文良 李治亭 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)

《辛亥革命史》(章开沅 林增平  中国出版集团)

《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》(郭雄、夏燕月、李效莲、李俊臣  四川人民出版社)

《中国交通史》(白寿彝 岳麓书社)

《抗日战争》(王树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)

《苍天一撞与敌同归于尽——回忆我的叔叔陈怀民烈士》(陈德 《湖北文史》 2015年02期)

责任编辑:刘祎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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